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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養中年電影部落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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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傷的歷史真相

「旅行之歌」(取得很爛的中文片名)是一部從人道觀點出發,透過電影用深刻的角度來關懷波士尼亞的戰後現況,讓觀眾得以用新聞報導之外的角度來認識發生在世界另一端的故事,我想是這部片最大的價值所在。電影裏沒有戰場、只有廢墟,刻意省略陽性暴力血腥的畫面,將很多故事元素都隱藏其中,讓觀眾自然地(不需費力)去挖掘。導演潔絲米拉用一種陰性溫和卻樸質的視角「後設/不在場」地包裝戰爭,具體再現戰爭對人性造成的創傷,對於母職更有著相當深刻的著墨,也成功地刻畫出劇中母女兩人的鮮明性格,她企圖用大愛來包容種族、宗教的仇恨與隔閡。  

     電影原文片名「Grbavica」是塞拉耶佛附近的一個小村莊,也是女主角伊絲瑪無力搬離的居住處,當年十八歲的導演潔絲米拉親眼見證了當地人被屠殺,婦女遭強暴的慘狀。根據粗略的統計,波士尼亞內戰中有廿十萬人死亡、兩百萬人流離失所、兩萬名婦女被軍人多次強暴,許多人的精神完全崩潰,至今不能工作,只能依賴每個月幾十歐元的生活補助過日子。(前一年日本也有部佳作,描寫廣島原子彈劫後餘生父女生活的「與父同住」,由宮澤理惠主演,卻被世人忽略了。) 

【※歷史備忘錄】巴爾幹半島上的南斯拉夫聯邦,原有六個加盟國─塞爾維亞、克羅埃西亞、斯洛伐尼亞、馬其頓、門第內哥羅以及波士尼亞赫塞哥維亞,分別信奉天主教、東正教、伊斯蘭教與猶太教。1992年波赫舉行全民投票宣佈獨立,並獲得聯合國及多數國家承認。在波赫中人口居少數,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裔起而反抗,以優勢武力佔領了全國三分之二土地,並在佔領區內大舉屠殺波士尼亞伊斯蘭教徒與克羅埃西亞後裔居民,最後幸賴北約出動六萬大軍鎮壓,才於1995年11月各方簽署「戴頓協定」,結束內戰。  

本片故事初看只像是城市裡典型的母女生活衝突。主角是自稱戰士遺孀的伊絲瑪與她相依為命、正值叛逆青春期的女兒莎拉。小女孩學校裏即將舉辦一次旅行,但旅費卻高達200歐元,身為烈士遺族的她理應因其身份而獲得免費優待,但奇怪的是,伊絲瑪卻一直以各種理由推拖,遲遲不肯拿給她證明文件,而且在平常幫別人修改衣服的工作外,還去酒吧兼差當夜班服務生。 

    其實伊絲瑪在十多年前結束的內戰中受到嚴重的創傷,無法再次接受男人的感情,酒吧中不堪入目的男女親熱行徑往往會刺激她回想往事,我們也透過鏡頭發現她隱藏在衣衫下的鞭笞;她有接受政府少少的金錢贊助,並與其他「戰士遺孀」一齊分享心路歷程,但伊絲瑪從來都是面無表情、不發一語。女兒莎拉在學校裡偶有叛逆行為--與男同學打架衝突、對老師說謊鬼扯--唯一讓她能放下心防的是「母愛」。那裏的男人也好不到那裡去,沒有了戰爭,眼前面對的是經濟的困頓,我們看到更多的退役軍人從事小則走私、大則販毒殺人等非法生意。 

     電影到後半段急轉直下,伊絲瑪好不容易與保鑣男同事燃起的一絲愛意,看在莎拉眼中等同於不可原諒的遺棄,從她任性地拒吃媽媽辛苦買來的貴重食物,到掏出手槍逼問媽媽自己的身世由來,伊絲瑪終於在此刻決堤,告訴女兒殘酷的真相是: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「烈士遺族證明書」這東西、根本就沒有父親存在過,或者應該說不知道父親是誰,因為莎拉是伊絲瑪在戰俘營中被輪暴後所生下的。

     此時宗教詩歌般的吟唱聲響起,鏡頭再一次一一帶到「戰士遺孀」們,那一雙雙絕望呆滯的眼神、一張張無表情的臉龐,伊絲瑪此時終於敞開內心說出,當莎拉出生的瞬間,自己內心掙扎的經過,她說:『我都忘了世上有這麼美好的事物!』原本只想哺一次乳就拋棄的女兒,卻被戰爭也無法泯滅的母愛融化,這樣的人類天性,正是可以促使傷口結痂的血小板。最後莎拉終於踏上旅途時,隔著車窗,淡然地與艾絲瑪和解,她們或許來自悲劇的海洋,但她們仍舊可能找到旅行的希望之歌。   

這部繼「三不管地帶」(No Man’s Land)之後,再度喚起世人注意的波士尼亞佳作出自一名「六年級」的女導演-潔絲米拉茲巴尼奇(Jasmila Zbanic)之手,她過去專事於內戰紀錄片的拍攝,本片是她的第一部劇情長片。她在專訪中說道:「能夠突破重圍後把故事告訴大眾,是一件很棒的事。」,「一般人很難想像戰爭對人類的影響力有多大。我曾經困惑:要是孩子一出世就帶著母親所憎恨的事物,她還會愛這個孩子嗎?直到自己結婚生子,我才會真正體會到所謂的『母性』!」,還有「戰爭讓人失去時間感,無論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變得支離破碎。戰火之中不再存在單純的愛,人們心中多了失望、厭惡、憎恨、矛盾。」這三小段話清楚的點出她所想表達的宏旨。 
     
     導演技巧地用平凡簡單的故事和情境,放射出多層次的議題面向,以感性的角度呈現出波士尼亞戰後人心的狀態,通俗而適切、淡然且深刻。劇中人忙著上學工作、談戀愛,與我們無異,但我們可透過銀屏感知其中的不同。經濟蕭條讓母親拼命工作也付不起女兒的旅費,曾是醫學院學生但如今只能在舞廳當女侍;戰前讀經濟的男人,現在也只能當起保鑣,兩人開始接近竟是因為都曾在亂葬抗尋找過親人的屍首。莎拉和男同學開始談戀愛,也是因為兩人都是烈士遺族的驕傲身份。電影沒有激烈地哭訴、吶喊,反倒是藉由母女間的小小事件衝突,發散出戰爭過後、在恢復平靜生活的狀況下,那種隱含內蘊、難以磨滅的歷史創傷。 
 

一個在浩劫中不幸懷孕的女人,帶著巨大的身心傷痛自己活了下來,成為堅定勇敢的單親母親。原本母愛應是純淨無雜質的,但巨大的歷史種族糾結,在莎拉掏出手槍對準自己深愛母親的瞬間頓時引爆。莎拉的身世有複雜的衝突性,在她知道真相脫離無知的受保護狀態後,就必須要獨立面對自己的矛盾身分。這裏點出了新一代的波士尼亞青少年即將要面對的核心問題,雖然他們沒有實際經歷戰爭,但依舊是要認清所背負的歷史包袱。  

影片更反映了戰爭的荒謬和愚蠢。例如為甚麼只有「戰爭英雄」的家眷才可以光榮地獲得優待,而戰爭裡受辱的婦女,卻只能把傷痛埋藏起來忍辱偷生?這種精神上的加冕無形中減少了大家對於戰爭犧牲生命的質問,但被扣上國族主義帽子的仇恨,就只能在政治正確下的宣洩情感,轉而將壓力內化讓家庭個自承受!在團體治療中坐在前頭的社工說:「妳們不要只是來領救濟金而已,也要講講話分享…」若非當事人,又怎能理解戰爭的後座力。另外片中莎拉的小男友,他把手槍帶入了莎拉的生活,雖然戲份不多,卻暗示著未來悲劇的種子已萌生。而對艾絲瑪心生情愫的酒吧保鏢,最終選擇遠離家鄉,留下的是對母親的報歉與父親的遺憾,更可能在奧地利遇到新的適應問題與磨難。  
 

值得一提的還有片中適時出現的波士尼亞民謠,充滿感情的低吟輕唱,除了反映主角心境,更為影片增添迷人的民族風情。舉凡電影開場的聖歌神曲,乃至穿插其中多首塞爾維亞的民族音樂,意涵皆有不同。對伊絲瑪而言,她的內心世界很難訴諸文字或語言,卻能在純淨的音樂流洩中獲得釋放。電影最後莎拉以終於能開口唱出「塞拉耶佛,我的愛」一曲,不論是原本失去父親的怨恨,或是得知自己竟然是悲劇產物時的失望與悲憤,都在歌聲中漸漸消融了。

   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文明衝突史,不斷在利害衝突中彼此爭權奪利。波士尼亞內戰的結果,使得族群間的信賴與包容不再,多數人民對前途感到茫然與無助。戰爭太短,而復原的道路總是太長。和解要先有真相與正義,否則犯罪者多年後很可能會再次犯罪。而如果不讓受害者發聲,也無異於鼓勵再次犯罪。台灣過去也因歷史事實被埋沒讓許多受害者無處伸冤,但晚近被當作政治工具,讓國人歷經族群撕裂之痛更令人痛心。多元與包容是需要大智慧的。
 
 

    陳綺貞有一首歌叫做「旅行的意義」,裡面寫道:「護照裏的郵戳越蓋越密,心情卻反而更空虛。下一站要去哪里?才開始思考旅行的意義,卻想起你從來不曾說過『我愛你』」每一次旅程,每一段感情,我們常說不出它真正的意義,可是那些或許酸澀、或許甜美的記憶,卻總在孤獨寂寞時,會一點一滴被牽引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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